据说去年在好几个受众是年轻人的读书购书平台上，《把自己作为方法》都名列前茅。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带过的一个雅思口语学生在谈到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也提到了此书。花了一周的时间读完，终于明白项飙老师为何如此受青年喜爱。
这其实是一本访谈录。记录了作为记者的吴琪和项飙老师三次长谈的内容，分别发生在2018年3月的北京，8月的牛津和12月的温州。内容从项飙老师自己的生活和学术为原点，引申至社会，家国。访谈内容探讨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在的社会上和所处的时代，如何处理其中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去理解自我，理解周围，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看这本书，就像是看了一期超级长的十三邀，有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首先，这要归功于作为提问者的吴琪，善于聆听，提问精准，收放自如。 而作为被提问的项飙老师，展现了惊人的坦诚和丰沛，既平易近人又让人敬仰。其次，他们的访谈并不是机械的线性式的一问一答，而是网状的，流动的，就像往一个湖里投入了一颗小石头，泛起层层涟漪，一环套一环的感觉。社会学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过于宏大抽象的概念，但是因为是从老师的个人求学工作经历出发，结合社会历史，所以深入浅出。书中提到的很多困境都是当下的年轻人普遍需要面对的，比如全球化，比如如何在内卷中过好自己的生活等，很符合大家的需求。
接下来结合书中的内容，谈谈我对于项飙老师为人以及书中一些议题的感受。
1. 坦诚！ 简直掏心掏肺。难以想象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愿意把自己的过往生活，自己的困境，自己的感受这样不加掩饰地摊开在读者面前。每次被问到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会把前因后果都交代地明明白白，项飙老师成长于温州，从小跟外公长大。外公的爸爸是晚清被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的学生之一，回国后成为国民政府的高官。解放后成为了反动分子成了落魄贵族，而出生于这样一个地主家庭的外公后来从一名工人做到了中层。他喜欢对于周围的人际关系作出客观的评论，为人处事带着一种疏离感。他们生活的街区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棚户区，隔着墙壁都能听到邻居为了鸡毛蒜皮的琐事吵架。而上学后因为跟父母住在学校里接触的是又红又专的正统话语。这样三重环境让他很小就意识到社会的多元和差异。上学后，当时他所在的初中是一所氛围相当开放，宽松的学校，有点像现在的国际学校，作业不多，早早放学，有很多课外兴趣班供学生自我探索。他坦言母校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也变得非常功利和刻板了。被保送进北大的社会学系之后，他不满于老师讲的很多理论严重脱离社会的实际情况，提过意见罢过课。后来出于个人兴趣一头扎进了北京的“浙江村”做实地调查，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出了书，获得了很多荣誉，也因此得到了宝贵的去牛津读博士的机会。而在去牛津前，他因为没有托福成绩，被香港的一所大学拒收。初到牛津的岁月是灰暗的，当时的他一句英语不会讲，听得懂的很有限，老师都频频摇头，另一方面，他坦言自己的学术水平连西方研究生的平均水平都没到，更别提牛津博士生的水平。在北大的求学期间，他更感兴趣的是直接去接触底层的真实生活，从问题出发去思考答案，而不是在理论的世界里去构建自己的认知。因此他说自己的阅读和理解水平都低于平均水平。在为人处世上，也不够放松不够fun。虽然后来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渡过这段时期，最终凭实力成为了牛津的正教授，获得了世界级的声望，但他依然有很多迷茫。想要被西方的主流认可，导致无法看清自己的定位，为了符合西方的学术规范，容易失去个人的特色。这里就涉及到自我定位的问题了。
2 反精英反知识分子反教条
项飙老师说也自己对于不管是北大还是牛津，都没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他说自己首先是一个温州人，这片土地对他有更深刻的影响和塑造。比起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己更适应的也更想成为的角色是乡绅，这是一个我之前比较模糊的概念。现在我明白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精英，活在抽象的话语体系里，意图在于提出一个普适性的原则，树立道德伦理和智识上的典范。但是容易树立权威，变成说教。而且如果只是活在材料里，不去实证考察，就不了解人间疾苦，从而变成纯碎的立场站队。而后者是更草根更接地气的,更实证。他们能把自己那一亩三分田里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习给捋清楚。没有居高临下地优越感，从民众中来，回到民众中去。举个例子，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批判说，农村人一定要生男孩子是愚昧的，但是一个乡绅的做法是，不占领道德上的至高地，而是试图去体察他们的生活，不急着要在短时间里去推翻他们的生活，因此是偏向保守的，温和的。项飙老师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希望自己保有乡绅的这种体察的气质，精准描述现状的能力，认识问题阶段尽量保持中立，通过学术找到方法，但同时认识到自我局限。同时项也鼓励学生们尽量保有个人主体性，不要被卷跑。
关于乡绅的思考，最近由于上海的封控感受尤其深刻。这座城市一直以来依靠强大的市场机制，城市居民更崇尚个人主义，导致在行政力量上比起中国其他地方是非常薄弱的，所谓的居委会，对于整个社区其实是不太了解的。我感觉我们这个社会真的需要更多具有乡绅气质的人，不管是居委会干部，还是学者，这样才能细致入微地观察到社会问题，形成一种社会力量。
3 中心和边缘的关系
历史上的中国虽然行政上是中央集权但是每个地方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边缘的人也能自得其乐。改革开放后，市场的自由带来了商品的流通，按理说这种流通更应该加速区域之间的平等。但从当下的状况来看，单一的社会价值，权利和资源过度像中心靠拢，改革开放后资源得以重新分配带来的机会，反而加固了集体对于中心的渴望。中心和边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立，学生们一心要考上北京上海的名校，上班族的梦想就是北上广的户口和一套房，这样下一代也拿到了进入中心的入场券。官场，商界，学术圈莫衷一是，都是削减了脑袋要夺得话语权。人们不再留恋生他养他的土地，也不再关心身边的人，不仅将周围的人物化，也将自己变成了追求成功的工具。但是经济不可能一直持续增长，红利也慢慢被吃完，僧多粥少的局面注定了再怎么内卷，对很多人来说也注定是徒劳，让本可以在自己的评价体系中过得从容，内省的人生，充满了对外扩张的焦虑和迷茫。
项飙老师认为，在如今的中国，市场经济要足够开放，文化上要多元保有地方特色，行政上要有强大的中心进行公允的分配。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小中心，就像穴位一样辐射出去。这样才是一个稳定而又灵活的结构，而不是铁板一块没有腾挪的空间。
4 国别认同和自我之间的关系 / 断裂和连贯
近年来主流媒体在营造一种中国叙事，对外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概念讲好中国故事。而在社会内部，国民的民族主义也越来越强烈，但是当我们把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绑定在一起的时候，而当一些民族文化，气质，价值受到外界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动摇。项飙老师认为，国家的连贯性只存在于历史叙事和行政空间中。但是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朝代和朝代之间是有断裂的。只是每一个朝代的史官都会对前朝历史进行修订，所以才形成了一种连贯性– 从而造成了我们是中国人这种意识上的连贯。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因为是中国人，就要捍卫它的文化气质，因为本来也没有统一的气质，也不一定就要认同所谓的中国故事，这是一种狭隘的思路。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必太过忧国忧民，每一代人有自己的命运和功课，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过好自己真实生活中的每一天。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必去受到这个被强加给我们的身份的局限，不要被主流叙事中的一些抽象概念，程序给裹挟进去，先搞清楚自己是谁。当然同时也要有宏观的世界视野。看世界的角度有很多种，避免从立场出发将自己和外国人对立起来，我们可以在各种身份间切换，可以是两个妈妈之间的交流，可以是同行之间的交流等等。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古代的中国，前现代的中国和当代中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古代社会也不一定对于当代有很多借鉴意义。而且社会空间和行政空间也是两码事，所以可能海南的问题可能跟马来西亚更想通，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的联系更紧密。
有点累了，今天就先写到这里，明天有精力再继续增补不高兴就到这里为止吧～
每天都是一种练习 